因為年代久遠,但我依稀記得,4月7日的凌晨
1點半,我剛跟鄭南榕通完電話,天剛亮沒多久就接到鄭南榕自焚的消息。我趕到民權東路的時候,警方已封了現場,看著樓上汨汨流下的消防水柱,我的眼淚也不
自覺地串流不停。我想著,是什麼樣的意念,可以讓一個人,寧願犧牲性命去對抗? 我想著學生時代「思想自由史」的課程,在沒有思想自由年代,上著「思想自由」的課程,澎湃有餘,感動不足,直到鄭南榕的自焚,才真真實實體驗了這樣的感動與不忍。 沒想到,事隔25年,「鄭南榕自焚」殉道,卻被成大歷史教授說成「像伊斯蘭教的炸彈客」,歷史,像卡帶迴轉回來,卻是刺耳難奈,民主前進,思想仍停留在蔣家的漩渦裡無法自拔。而發言的,卻是國立大學歷史學者,是要感慨台灣教育的無知,還是無奈的愚民教育成功? 我的朋友,也是學妹徐玫怡,她遠在法國,寫下當年我已忘記的一段記憶,同時也提到了台灣內部對民主價值的冷感與雙重標準。 徐玫怡︰我的歷史時刻回顧(1989年,4月7日)
「我在滾石唱片Landy辦公室裡打電話,在樓上像閣樓一樣的那間。(不知為何當時在那裏打電話?)
我,歡樂的(綁著馬尾的23歲的我):「東熹,你在幹嘛?我跟你講喔.......。」當時合租公寓的記者室友東熹:「嗚...(哽咽)我不能跟你講話。鄭南榕自焚了,鄭南榕死了,我現在要趕過去...(哽咽,突然掛掉電話)」....[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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