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以下摘錄他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聯合報副刊發表的「狼來了!」一小段話,請大家回顧何謂「肅殺」「狠毒」:
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
文學,台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這些工農兵文藝者強調文藝要寫實,但對於「秧歌」、「尹縣長」、「古拉格群島」等所寫之實卻似乎視而不睹,對於天安門四
人幫等事件所演之實卻似乎避而不談。此時此地卻興致勃勃地來提倡工農兵文藝,這樣的作風不能不令人懷疑。…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立刻會叫嚷起來,「這是戴
帽子」。說真話的時候已經到來,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而
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者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
如余先生上述的邏輯,余先生如今的親共,似乎並非「正常」的「一以貫之」;再加上不惜拋棄英美文學教授的尊隆地位,掉弄一知半解的漢字訓詁,為「Bumbler」一詞強作解說,....<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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