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引人注目的信息變化，是出現了很多“政治小冊子”，刊載新觀念，傳播新思想。潘恩的《常識》就是一本這樣的書，篇幅不長，毫無學究之氣（今天讀來
都不拗口），更充滿政治激情。當時很多酒館，都成為人們討論政治之地，被稱為“閑聊大學”（tattling
university）。潘恩抵達美國費城後，就常在當地“酒館大學”進行政治辯論。
當時在大西洋兩岸最有影響的政治雜誌是《旁觀者》
（spectator），主要傳播亞里士多德哲學（現實才是真實和重要的，而不是不可證實的虛幻世界）和洛克的古典自由主義（保護人的權利）。跟潘恩一樣
成為美國建國之父的富蘭克林、傑弗遜、華盛頓等，都是這本雜誌的推崇者，他們在談話，跟朋友通信，以及政治辯論中，都引述和論證《旁觀者》的哲學。
這些美國先賢們跟朋友的通信非常頻繁。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正在編輯的傑弗遜通信集就有75卷，收入五萬封信，計劃在2026年出齊。哈佛大學編輯的約翰.亞當斯（第二任美國總統）的通信集更長了，有150卷。由此可見美國的先賢們多麼重視信息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
如
果說十八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促發了美國和法國這兩場重要的革命的話，那麼當時的工業革命，則為傳播思想的啟蒙運動提供了科技能力。出版業促使圖書、報業蓬
勃發展，信息傳播為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可能。或者說，印刷業的革命性進展，迅速把大西洋兩岸的人的思維推向了“要革專制的命”的高度。
中國辛亥革命之前，也是報業剛剛開始，....[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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