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
管如此,外界在江宜樺換跑道之初還是有很大的期待,但失望之餘很快就認定他背叛自己過去的信念,很自然地把他歸類為「龍應台主義」,也就是說,當官後有了
老百姓所沒有的「全方位」視野,腦袋就要跟著屁股一起換掉。這樣的批評似乎已成為主流,但如果我們更仔細檢視江宜樺過去的思想,我們發現江宜樺其實是相當
一致的。
根
據江宜樺自己的描述,少年時固然立志成為自由主義者,但不是來自思想上的解放,而是慘綠少年對家教嚴苛的反抗,才望文生義,對自由主義產生浪漫想像。思想
成熟後成為「擺脫不了儒家思想」的知識分子,貫穿其所著《自由民主的理路》的中心思想,完全承傳國民黨在冷戰下對自由民主的詮釋,強調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的集體主義,與自由主義格格不入。
在
巨變的時代中,一個溫吞的犬儒,本來就很容易被誤認為理想主義者,而他也樂於利用這個美麗的誤會。但江宜樺畢竟被推上了第一線,每一個政策都是一次檢驗,
再無模糊的空間。做為一個曾經研究鄂蘭的學者,江宜樺自然難逃大眾用鄂蘭的理論來批判,但挖苦諷刺者多,真正以鄂蘭理論企圖在平庸與邪惡之間替江宜樺找到
位置者少。這當然要歸咎於江宜樺就任行政院長以來的強悍作風,短短六個月所激起的民怨之大,彷彿非用邪惡不足以描述江宜樺的本質。
但
江宜樺終究是位如儒生,而儒家從來不是邪惡的思想,卻是平庸的製造者。儒家始終倡議以私德來救濟失敗的公共政策,依此政治哲學,在國家財政崩潰、貧富差距
惡化之際,江宜樺提倡「安貧樂道、富而好禮」來消解民怨。儒家的形式主義也體現在「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上,不憐憫無辜的牲羊,只愛表面的古禮,演變成只
講強拆大埔的形式合法,卻不顧被實質犧牲的拆遷戶,遑論去探討惡法本身的道德危機。同樣的邏輯,無視在核災威脅下的人民,也不問公投法本身所製造的民主危
機,執意要用形式上的公投解決病入膏肓的核四。....[詳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