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
管如此，外界在江宜樺換跑道之初還是有很大的期待，但失望之餘很快就認定他背叛自己過去的信念，很自然地把他歸類為「龍應台主義」，也就是說，當官後有了
老百姓所沒有的「全方位」視野，腦袋就要跟著屁股一起換掉。這樣的批評似乎已成為主流，但如果我們更仔細檢視江宜樺過去的思想，我們發現江宜樺其實是相當
一致的。
根
據江宜樺自己的描述，少年時固然立志成為自由主義者，但不是來自思想上的解放，而是慘綠少年對家教嚴苛的反抗，才望文生義，對自由主義產生浪漫想像。思想
成熟後成為「擺脫不了儒家思想」的知識分子，貫穿其所著《自由民主的理路》的中心思想，完全承傳國民黨在冷戰下對自由民主的詮釋，強調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的集體主義，與自由主義格格不入。
在
巨變的時代中，一個溫吞的犬儒，本來就很容易被誤認為理想主義者，而他也樂於利用這個美麗的誤會。但江宜樺畢竟被推上了第一線，每一個政策都是一次檢驗，
再無模糊的空間。做為一個曾經研究鄂蘭的學者，江宜樺自然難逃大眾用鄂蘭的理論來批判，但挖苦諷刺者多，真正以鄂蘭理論企圖在平庸與邪惡之間替江宜樺找到
位置者少。這當然要歸咎於江宜樺就任行政院長以來的強悍作風，短短六個月所激起的民怨之大，彷彿非用邪惡不足以描述江宜樺的本質。
但
江宜樺終究是位如儒生，而儒家從來不是邪惡的思想，卻是平庸的製造者。儒家始終倡議以私德來救濟失敗的公共政策，依此政治哲學，在國家財政崩潰、貧富差距
惡化之際，江宜樺提倡「安貧樂道、富而好禮」來消解民怨。儒家的形式主義也體現在「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上，不憐憫無辜的牲羊，只愛表面的古禮，演變成只
講強拆大埔的形式合法，卻不顧被實質犧牲的拆遷戶，遑論去探討惡法本身的道德危機。同樣的邏輯，無視在核災威脅下的人民，也不問公投法本身所製造的民主危
機，執意要用形式上的公投解決病入膏肓的核四。....[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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