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當年的德國個人德性雖到處可見，但社會道德卻無法出頭，對納粹不滿的人不是沒有，但絕大多數人都循規蹈矩地做了納粹的馬前卒，連集體屠殺尤（恕我不用
「猶」字）太人的事都做得出來。我們必須好好想想：自己的文化裡是不是有這種重個人德性而輕社會道德的因子，讓各式各樣的權力者可以為他們的目的（甚至不
必思索）就可取用？
關於這群年輕人的舉動，另一個現象恐怕也是可以預見的。媒體會說潑漆、嗆聲，但多半不會出現「公民不服從」這五個字。
其實這些年輕人的突襲正是經
典的公民不服從，一個從雪萊到梭羅到甘地到勞爾斯的光榮傳統。如果你好好看他們事先準備的新聞稿，你就會知道他們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不只有負面的批
評，也有正面的建議，而且已經準備好付出法律懲罰的代價。行政院應該站出來說明，這群年輕人有哪一點不理性：是個人理性還是公共理性?
至少在白衫軍之後，這個麻木不仁的政府應體認到：從抗議示威到公民不服從不合作到非暴力干預，規模從小到大，人民的非暴力抗爭有其邏輯，全看政府是否學會洗心革面。哪一天政府終於懷念起這群「不理性」的年輕人，「台灣之春」恐怕也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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